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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高校面临的竞争，人们常常会想到的是“大楼”与“大师”，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的话，代表了学校发展的两个方面。当下，谈论“大师”之于“大学”的重要性时，主要关注的是学问，可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“学问”，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“精神”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种并非具象的“精神”，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。
在今天，“大楼”固然重要，但“大楼”不能取代“大师”已成共识，只是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“学问”不等于“精神”。“立德树人”，实际上是需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的。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，以心智训练、性格修养、理智发展为目标，关注的是心智，用他的话讲，便是“构建概念的能力”。无论是我们说的“精神”，还是纽曼强调的“心智”，都是以人为中心，注重长时间的影响，而非一朝一夕、一时一地的表现。这既是教育的功能，也是一种精神的力量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尤其是进入新世纪，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，有关大学精神的讨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，在完成最初量的积累，人们也越来越期待质的超越，而大学精神恰恰是一所高校的“魂”。
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来，事实上，无论是《中庸》里面的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；还是梁启超自问自答的“教育是什么？教育是教人学做人—学做‘现代的’人”；以及更早些时候柏拉图理解的“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进行的训练，它能使人变善，从而高尚的行动”“教育乃是‘心灵的转向’”；到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的“教育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发展”等，诸多关于教育的观念，本质都是针对个体的人，因为人是构成社会、民族、国家的最基本元素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教育不仅要培养“建设者”，而且还要培养出合格的“接班人”，这是责任也是教育不可推卸的义务。
所谓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教育在“树人”的过程中，实际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方向。但恰恰是因为“树人”的不易，周期的漫长，也决定了教育的本身就是面向未来的事业。既然是面向未来，教育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和理想，而谈论大学精神，其根本正是源于这种对于未来的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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